不夸张地说,18世纪的英国社会浓缩在《约翰生传》(上海译文出版社,2023年,下引此书只标页码)里。蒲隆先生的中文全译本准确、流畅,大量注释更是必不可少。本文借约翰生“语录”来管窥英国第一位首相,并揣测约翰生观念变化的缘由。

约翰生有言,“沃尔浦尔和佩勒姆之流治下的纯粹的党派分野,不比股票经纪人的政治和异教徒的宗教强”。(97页)足见他痛恨这两位首相“借助议会腐败进行统治”。不过,约翰生本人也由衷地承认沃尔浦尔的优点,并称他为“一颗恒星”,把沃尔浦尔的政敌皮特说成是“一颗流星”。(94页)沃尔浦尔管理下院,卓有成效,且任期极长,为未来的政治领袖(如诺斯勋爵和小皮特等)树立了先例。

所谓“股票经纪人的政治”,是强调当时的政治毫无原则。当下英美学者认为,沃尔浦尔自有一套“方针”:即为了确保国家利益,须致力于国际和平、国内团结、经济繁荣和商业扩张。他的首要目标,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,故不遗余力地捍卫光荣革命和汉诺威继承的遗产。他主张宗教宽容,始终捍卫新教不从国教者的权利。拔举人才时,他可能过度看重政治忠诚,但这并非出于个人利益,而是为了党派、王朝和国家的福祉。

约翰生另有一则妙论,“沃尔浦尔是个国王交给百姓的首相;皮特则是个百姓交给国王的首相”。(566页)两位乔治王可以任命沃尔浦尔,也能罢免之。幸运的是,汉诺威王室的外籍顾问渐渐失去实权。国王不喜欢这位大臣,但尊重他的能力,仰赖他的策略,对他充满信心。乔治一世默许辉格独揽朝政,其程度远迈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。当然,这位国王从未放弃政治独立,关乎外交和军事问题,尤其如此。乔治二世比其父更勤勉,雄心勃勃地扩大王室的影响。在外交政策上,他通常是随心所欲。一如其父,他也小心翼翼地维护属于自己的军事委任权。乔治二世绝不是容易驾驭的君主,精明,脾气暴,猜忌那些干涉王权的大臣。由是观之,沃尔浦尔作为朝臣的才能,不容小觑。

18世纪的首相只有同时把控王室与议会,方能高效且稳定地执政。光荣革命后,下院在英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,成为权力斗争的中心。下院的多数票,是沃尔浦尔所仰赖的,须争取和赢得“乡村绅士”的支持,而后者的拥戴,绝不是理所当然的。自1714年以后,两党成分有所变化,那些入主或者企盼入主中央政府的政客,往往被称为“辉格党人”。而那些自愿留在地方政府、不时地批评中央政府的政客,则被目作“托利党人”,约翰生称之为“乡村绅士”中的反对派。这些托利分子孤立不群,对政府的任何政策都抱以怀疑目光。首相大人对“乡村绅士”的好恶和情兴,均能感同身受。他常以诺福克郡的乡绅自居,比起刚兴起的伦敦时尚,更醉心于乡村的狩猎和宴饮(席间黄段子,是他的拿手戏)。在议会,沃尔浦尔绝不操伦敦腔,而是乡音依旧,无所顾忌;演讲中穿插农事谚语,遭到对手批评时,从兜里掏出家乡产的苹果,吭哧吭哧大嚼起来。在下院获得的尊重,是这位首相最大的政治资产。当然,他还娶了个商人的女儿,伦敦的商业阶层,他也十分熟稔亲切。在金融革命时代,这样的人脉关系是不可或缺的。

他最为人诟病的是“腐败”。沃尔浦尔在政治操控方面,自有一套法术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“人人都有一个标价”,言外之意,任何议员都可以收买。许多议员追随左右,就是为了得到一官半职。沃尔浦尔巧妙地利用这层利害关系,通过权力和利益的分配,在议会内部扶植党羽。他任首相时,卖官鬻爵,极为猖獗。下院中的禄虫总数,一路走高,从安妮女王时期的120人,上升至乔治二世时的180人左右。相较于此前,沃尔浦尔在下院拥有更坚实、更可靠的宫廷支持者,他的政府也更强势。难怪,约翰生感叹诺斯内阁羸弱不堪。

那是一个官僚机构不断扩张的时代,任人唯贤的原则尚未确立,而且考虑到此一时期的党派混乱,恩庇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。约翰生有时也承认这一做法的合理性,“假如我是首相,如果有人摇动一根指头反对我,就应当把他撵出去。因为政府高兴给谁好处不给谁好处,那是政府的权力之内的事情,当然应当把好处给予政府的支持者……罗伯特·沃尔浦尔爵士做的,正是我要做的事情”。(1243页)这不等于说,首相无可厚非。他酷爱完全由可信赖的朋友组成的小内阁,忽视了积极的制度建设;此外,苏格兰政府的权力和庇护网,他无情地加以操控,却没有全面地权衡这个北方王国的事务,1745—1746年“詹姆斯党人”叛乱,或许是一个必然的后果。

约翰生屡屡赞美财富和奢侈,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也感叹当时社会的繁荣,这些或多或少得益于沃尔浦尔的经济政策。制成品出口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、国家繁荣和民众就业,这位首相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。他很幸运,恰逢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之后,英国贸易强劲复苏,且粮食大丰收,谷物价格走低。1720年代,沃尔浦尔还发起了一系列鼓励贸易和增加关税收入的新政。他取消了一百多种商品的出口关税,大大刺激了制造业;发放各种奖金、补助,鼓励特定商品的出口(如丝绸、糖和烈酒等),保护某些国内工业(亚麻、纸张和丝绸),使其免受外国竞争。他还取消了包括谷物在内的农业出口关税。此外,为了改革陈旧混乱的海关举措,有力打击走私,他颁布了一套简化的进口关税制度。最后,他甚至建立了一套保税仓库制度,对茶叶、巧克力、咖啡和可可等关键进口商品征税。

约翰生给“国内货物税(或消费税)”下的定义,值得玩味:“对商品抽的一种可恨的税,不是由财产的共同仲裁人调节,而是由抽税人雇佣的坏蛋来调节。”(244页)他为何这般不满?1722—1726年,1730年,1734—1739年间,沃尔浦尔将土地税降至每英镑两先令,1731—1732年,竟低到一先令,这是为了讨好乡绅。作为弥补措施,沃尔浦尔增加了间接税的比例,这意味着要大幅度向穷人征税,比如那些依靠麦芽、盐、肥皂、糖等过日子的普通消费者。为了征收“消费税”,税务官员四处走访调查,因而成了民众眼中的“坏蛋”。当然,还要看到,消费税的收益从1706—1710年的每年800万英镑,增长到1731—1735年的1400万英镑,约占政府总收入的一半,相较之下,1731—1740年的土地税,却占了不到五分之一。

我们不必把首相看作是早期的自由贸易主义者。在18世纪,英国经济究竟该何去何从,时人争论不休:是建立一套自给自足的国家经济体制?抑或凭借航海和技术来大力发展贸易、扩张帝国?约翰生心仪的“乡村”反对派更认可前一条道路,而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一些独立商人则主张自由贸易,大力拓展殖民地市场。为了迫使政府同西班牙开战,他们攻击沃尔浦尔是“贸易的敌人”。首相本人曾言,“历史书不可能道出真相”。

约翰生的政治主张,前后有变化。青年约翰生深受博林布鲁克的观念和“爱国者”宣传的影响,并卷入到当时反对首相的派系斗争中。如果说沃尔浦尔代表“宫廷辉格派”,普尔特尼和博林布鲁克则领导了当时的“异议辉格派”。为了对抗首相滥用王权、操控议会等行为,两位领袖希望联合两党中的乡村反对派,组成一支强大的新政治力量。博林布鲁克大力抨击政治腐败和裙带关系,似乎正是这些削弱了议会的自由和独立;他要恢复光荣革命所确立的议会专有的职能。乡村反对派试图通过地方法案,缩短议会(以“三年期法”,甚至“一年期法”,来替代当时实施的“七年期法”)等措施来根除腐败,同时主张解散或大幅削减常备军。他们坚信,最小的政府也是最好的政府,推崇自足自给的经济模式,反对无节制的殖民扩张。约翰生在1750年代写过几篇同农业、民兵法案和对外殖民政策相关的文章,其主要观点同上述主张十分契合。不过,乡村派的经济方案略嫌保守,如果算不上是实用的话;谴责金融资本家,更表明他们对传统英格兰的怀旧之情。

各色反对派最终汇成了一个所谓的“宽底”(Broad-bottomed)的爱国者联盟,其中既有辉格党人,也有托利分子,甚至还有詹姆斯党人,领头人物是切斯特菲尔德伯爵(约翰生那封著名的“文人独立宣言”书信,就是写给此君的)等。不满沃尔浦尔政府将反对派排挤出局,他们以“爱国”为旗帜,一心要弥合各派系间的分歧。1730年代,斯威夫特、蒲柏等文人都加入其中,和当时的威尔士王子纠合一处,跟乔治二世势不两立。

1737年,约翰生初到伦敦,曾跟“爱国者”派往来。他写于同一时期的文字,同该派的论调息息相关。比如蒲柏在诗歌《一七三八》中借用贺拉斯来嘲讽当时的政治,而约翰生在《伦敦》(1739)一诗中则以朱文纳尔为代言人表达自己的愤怒,叹惋有德之士的见弃蒙羞。约翰生早期文字中充满敌视西班牙和法国的情绪,如《布莱克传》,意在激怒英国读者,让他们对西班牙同仇敌忾。约翰生早年对战争的认识不够成熟,跟随狂热的民众一起迫使沃尔浦尔极不情愿地加入了英西战争。

现代学者常谈论某些“院外”因素(如报刊及其煽动的民众情绪)之于政策的影响。英西冲突的确释放出沃尔浦尔本人无法控制的激情和愤怒,但这并不是民众或者媒体直接作用的结果,而是多种因素合力而引发的。比如,1730年代,反对内阁的势力日益壮大;几个欧洲列强耀武扬威,挑衅生事。外交政策的失控,也是一个重要因素:当汉诺威王室试图利用英国的力量为其在欧洲大陆的利益服务时,沃尔浦尔与乔治二世的矛盾便凸现出来;此时,英国在欧洲没有一个可靠盟友。还要看到,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以来,新一代英国人已经成长起来。首相大人的和平政治,他们颇为厌倦,而西班牙政府多年来阻挠英国在《乌得勒支条约》中赢得的奴隶贸易经营权,他们恨之入骨。伦敦的金融利益集团(皮特算是一个代表人物),为了开拓更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,执意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手段。英国和西班牙政府举行了一系列谈判,双方都不想以战争来解决问题,在谈判桌上也都做出了较大让步。沃尔浦尔原以为,这样能缓和国内的不满情绪,但以皮特为首的辉格反对派,以“爱国”为口号在议会内部煽风点火。

这些复杂的因素,约翰生当时无法梳理(“爱国主义是一个无赖的最后避难所”,这是美洲独立时期他发的又一高论)。约翰生走向成熟,或许和1741—1744年的经历相关。在此期间,约翰生参与编辑了《利利普特国的辩论》,简称《议会辩论》,主要是撰写议会讲演词和报道议会辩论情况。在17世纪,议会议事程序的保密性,为议员提供了一些对抗国王的保护;简略的议会报告被批准后,才可以见诸报端。自从安妮女王登基后,《大不列颠政治状况》和《历史记录》等刊物承担报道议会辩论的任务。它们极其谨慎地刊登议会报告,一般都持偏袒政府的立场。随着教育水平提高,公众不再满足于简报,而要求更多地了解政府的决议和辩论。过去几十年,报纸的数量激增,出版商凯夫较早意识到,要把读报“当成一门生意”。1730年代初开始,凯夫的《绅士杂志》和同其观点相左的《伦敦杂志》开始对议会辩论进行报导。作为回应,议会重申有关出版方面的禁令,并于1738年明确规定,报刊不得在两届会议之间发表议会辩论,否则追究法律责任。

凯夫并没有被这一严厉的决议吓倒,毕竟商业的潜力十分诱人。宁可说,这一规定改变了报道议会辩论的手法。凯夫及其刚刚“招聘”的约翰生应对有策,他们干脆把报道伪装成某个政治俱乐部的辩论。改换姓名是高妙的一招,比如首相的大名SirRobertWalpole,约翰生将字母颠三倒四,改为SirRetrobWalelop,读者一望而知。约翰生本人并没有实际旁听过议会辩论,而是根据凯夫交给他的发言者清单和笔记来整理演讲稿,或者干脆从其它报刊转载、加工而成,这是当时通行的做法。这些辩论和讲演涉及17和18世纪重大的主题:自由、民权、战争、法律、政府腐败和常备军队等。英西战争,首相垮台,都发生在这一时期,公众对《绅士杂志》该栏目的兴趣极为浓厚,继续经办它,哪怕有风险,也是值得的。1741年,《绅士杂志》不少于39%的版面,都用于报道议会辩论。

通过《议会辩论》写作,约翰生对政治的了解越来越多,能够更全面地观察历史,中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,这似乎也符合凯夫的编辑原则。“爱国者”于1741年2月在上院提出动议,要求国王永远罢黜沃尔浦尔。他们没有得到某些托利党人的支持,后者认为,这样做有失公正、卑鄙下流。事后,辉格党人讥笑托利分子首鼠两端。1743年4月,约翰生主笔的《议会辩论》,声情并茂地报道了这场“指控”。其中有一段沃尔浦尔自辩的文字,有理有据,言简意赅,不见任何贬损之意。在约翰生看来,这些辉格“爱国者”对首相的攻讦和指控,只不过是为了肃清政敌,缺乏必要的法律证据,而他至少有责任保护这位“被告的程序权利”。沃尔浦尔下野,“爱国者”派上台,争名夺利,尔虞我诈,龌龊行径和腐败做法较前首相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诚如格林在《约翰生的政治观念》中指出的,想必,就在此时此刻,约翰生已经若有所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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